大学教授党报撰文 痛批中国大学患五大“重病”

温儒敏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网）

温儒敏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“一病”： 市场化

进北大校园看看，太热闹了，到处都是广告横幅，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，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、赚钱班。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。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，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。

国家投入不够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学校要自己去赚钱，不少大学只好不断扩招，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。还有就是“创收”，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，越来越世俗、庸俗。

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，为什么培养不了？现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。为什么？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。师资外流严重，有些院系教师的收入，可能比基础学科教师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。一部分老师多拿一些钱无可厚非，问题是不能没有管理，否则有些教授可能就是为钱上课。学校成了市场，人心搞得很势利，什么时候能让北大重新找回“博雅”的气氛呢？

“二病”： “项目化生存”

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，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、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，实在浪费人生、浪费资源。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量化要求，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，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。还有就是追逐利益，项目都有钱，有些老师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。

现在学术***严重，假成果、假学问遍地都是，学术会议、成果鉴定、资格审查、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，吃喝、游玩、送礼、拉关系、做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。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“项目化”生活了，很少给本科生上课。我这学期来山东大学，给文学院的本科生上课，本是分内的普通事情，没想到此间报纸还当做新闻专门报道。

现在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，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。人们为谋生而学习，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，上大学无非是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，卖个好价钱。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，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。

“三病”： 平面化

大学合并，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分工狭窄、体制封闭、低水平重复、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，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、沼泽化有好处，利于“清淤消肿”。但许多大学合并，就是贪大求全，失去个性特色，平面化、均质化。

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，规模之大令人感叹：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，而是长春在吉大了。于是吉大自己原有特色淡化了。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，还有个测绘学院，都是非常有特色的，我上中学时就知道，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，文章发表的指标上去了，可是特色也不见了。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。

“四病”： 官场化

现在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，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、正厅级等等之分，助长了学校的官本位风气。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，就去大学做校长、书记，不懂业务，很难进入状态。

大学官场化，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，只要有一官半职，地位就比教授、老师、学生要高，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。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，有点可悲。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，怎么可能有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学风！

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往往谁强势谁就是真正的“一把手”。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，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，失去头脑，失去灵魂。

“五病”： “多动症”

过去搞运动，反复折腾，是“多动”。现在也“多动”，不断搞什么“战略”、“工程”之类，名堂、花样让人目不暇接。意图可能是好的，可是效果值得怀疑。

教育有滞后性，不能老是变动。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。比如北大搞实验班，搞了几轮，搞不下去了，也没有总结，我称之为“无疾而终”。接着又搞“元培学院”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。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，为什么要大动干戈？

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显示政绩，搞“教育的GDP”，所以“多动”。但学校应当有自己的主心骨，尽量抑制“多动”。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，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“升级”为学院了，我说不必去跟风。

在许多情况下，改良比改革更切实。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，教育需要积累，不宜变动太过频繁。我们把“守正”放在“创新”前面，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、基础性，不赞成浮躁的教育“大跃进”。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，并且将之付诸积极的建设。